(通讯员 陈博 等）即便已经90岁高龄，周骏的大脑依然灵活如初。

比如，2017年前8个月，他买股票赚了40万元，投资收益率为25%。

周骏笑言：“我喜欢用贴近实际的方式来研究资本市场。”

除了看看股市，他还喜欢去附近的市场遛弯。购买生活用品之余，他还会顺便看看商品的价格信息。他说，物价是经济的风向标，及时关注市场的变化，也是感受经济运行的一种土方法。

带着这种实实在在做学问的精神，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金融理论研究，继而将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中国化，为我国金融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活学活用”

“人一辈子啊，一直一帆风顺或者一直倒霉，这都是罕见的。人生就像股市一样，有‘牛市’也会有‘熊市’，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丧志。”谈及少年时代，老教授的声音里尽是过尽千帆般的淡然。

周骏出身于小工商业主和地主家庭，但不幸生于乱世，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断断续续地完成初中学业。

即便如此，古文典籍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周骏脑中播下了种子，军阀纷扰、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更是激起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人活着，就要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事情！”少年周骏立下志愿。

解放战争期间，20岁的周骏愈发感觉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个人又找不到出路。此时，恰逢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办的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他便进入中原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教。1951年，他又被学校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深造。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正式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周骏很快展现出浓厚的兴趣。“那时我不过星期天，不游山玩水，就是读书。读来读去，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感情。当时我定下学习目标，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意义，还要了解其历史条件、基本观点是否适合我国情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理论，让周骏特别服膺：“新中国一穷二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任何论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工农，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都没有错。”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时，周骏领悟到了“活学活用”的道理，他树立了两点基本思想：一是为工农服务，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也奠定了他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基础。

两年后，周骏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更名为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母校，走上了金融专业的三尺讲台，从此开始了他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中国化的求索征程。

“多下乡”才能“打通墙”

周骏刚开始任教时，国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体制随之确立。这时，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按计划生产，按需要分配，货币不再是一般等价形式，而是“劳动券”或“计划工具”。

然而，货币成为“计划工具”后，新体制带来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而是商品供应短缺、货币供应过多、各种票证泛滥的局面，就连肥皂、火柴等最基本的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

周骏感到十分疑惑，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怎么界定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性质？

他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学生下农村，进工厂，进行实践调查，到经济生产的第一线去寻找答案。

每次调研，周骏都严格要求自己。有时接待单位会提出给身为教师的周骏单独安排一间房，周骏都是婉言谢绝。他说：“学生住哪里，我就住哪里，和学生一起打地铺，挺好。”

在乡野田间，周骏和学生们搜集了大量数据。1958年，在他的推动下，中南财经学院开办了“实验银行”，多数业务岗位均由学生担任。这种模式开创了金融教学的新方式，也激发了周骏对新中国货币理论更深入的思考。

经过长久的实践和思考，1964年，周骏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本质问题探讨》一文，文章通过大量调查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仍是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

根据实践调查，周骏还发现货币贮藏对货币供应总量的影响，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货币贮藏与货币流通》一文，提出国家货币供应总量除了考虑流通因素外，还必须考虑货币的贮藏功能。这一观点在当时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随着人们的生活逐步富裕，生产的东西消费有余，这就叫积蓄。如果没有货币，积蓄只是实物，实物的积蓄和保管是非常复杂很不方便的，有了货币之后，货币就可以积蓄，所以，货币就可以成为一个贮藏手段。”周骏说。

从学校到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似乎只有一墙之隔，周骏认为：“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道墙必须打通。”

“二元银行体制”与“两只手”

如何把课上好，始终是周骏思考的问题。为了更好了解银行业务与经济运行的内在关系，周骏决定，一边上课，一边和学生一起去银行实习。

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关乎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为了熟悉银行监管职能，周骏又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学习，参与业务资料的整理工作。

“培养自然科学家要进实验室，培养社会科学家要进入社会，不了解社会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周骏说。

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来源于基层最真切的认识，犹如在寒冬默默等待的种子，终究会在春天迸发惊人的力量。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时代。随即，一个窘迫的事实摆在了人们面前：我国金融业发展大大滞后于实体经济，国家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它的角色就好像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这时，周骏敏锐地认识到，单一的银行信用将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离，中央银行管政策调控，商业银行搞货币经营，存款放款。

于是，周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建立“二元银行体制”、实行多重信用形式的建议，详细规划出了八大金融机构类别，这些建议基本上构成了今天中国金融版图的蓝本。

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投资规模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大，导致通货膨胀加剧。1988年，物价指数上涨18.5%，创下了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一时之间，“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市场自由”的观点甚嚣尘上。

在一片喧嚣中，既懂得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又了解西方经济体系，更熟悉中国国情的周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国决不能全盘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理论，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并不是万能的，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参与金融调控。‘两只手’相互配合，才能有效配置资源，保持经济稳健运行。”他坚定地强调。

随后，周骏的代表作《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出版，书中对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量层次的划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及货币量供应模式等内容都作了系统论证与分析，并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离而不休

进入古稀之年后，周骏的身子骨仍旧十分硬朗，依然奋斗在金融战线的第一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给决策层以极大的警示——中国必须尽快研究建立自己的“金融国防线”。

次年6月，70岁的周骏临危受命，他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研究”。

历经几个寒暑，项目成果以《中国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一书对外发布。

从此，中国金融学研究由“资源配置说”向“风险配置说”转变，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终于有了规避风险的“警示牌”。

终于到该退休的时候了，这位离休老人，总笑称自己是“离而不休”。

“不逛街、不去公园、不打麻将，每天在家都会看报、看电视。看电视主要是看国内国际新闻，研究社会科学要特别注意领导讲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周骏说。

此外，周骏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而是将自己的精力用在做学问上，用在教书育人上。

“人家在玩、在闲聊的时候，你在学习，这就是做学问最基本的方法。”年过八旬，他仍然在坚持学习，坚持研究，坚持给学生做专题讲座。

除了教研室主任，周骏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也没有在金融机构或企业兼过职，工作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不但专注，而且专一。对“著名金融学家”这一称谓，周骏谦虚地说：“不要给我冠以‘著名金融学家’这样的词语，我只是一辈子学金融、教金融、研究金融而已。”

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既是周骏教授的信仰，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转自《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27日第四版）